“炎帝神农节”（或寻根节）自1993年3月首次举办到2015年已成功兴办21届。这20余年间，对始祖炎帝的祭拜已由民间自发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盛大祭奠活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这一天，数以万计的华夏儿女都会从世界各地赶往炎帝神农故里——湖北随州厉山，参加一年一度的炎帝神农的祭祀活动。现如今，随州厉山这个不名小镇已成为随县政府所在地。炎帝神农故里已成为中华儿女寻根问祖、传承中国古老文明和文化、观光旅游的名胜之地。湖北随州厉山地区因炎帝神农故里建设而发展；因炎帝神农这张耀眼的名片而兴旺。

看到炎帝神农故里的变化，在为此欣慰的同时，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炎帝神农故里建设之初的那些人和事。

1987年9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厉山镇任镇委副书记、镇长。厉山是随州的工业重镇，工业基础比较好。厉山又是随州粮棉主产区，粮棉产量都比较高，厉山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均属于那种稳及安的状况，但缺乏发展的活力。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地区的民众除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外，特别敬爱“神农”。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这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都会扶老携幼到镇政府大院右侧九龙山旁相传是 “炎帝神农”出生的洞穴烧纸敬香祭拜“神农”，就是在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从没有间断过。开始，我并不明就理，是随州市文物局局长熊存旭同志的造访使我知道了其中的缘故。他说：史书记载，炎帝神农出生在厉山，他植五谷，尝百草，疗民疾，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始祖。陕西省的黄帝陵已建设成为人们朝拜祖先的圣地，炎帝出生在厉山，我们有责任把它规划建设好。

说到熊存旭其人，真可称得上是“神农痴”。他为了开启炎帝神农故里的建设，真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他多次到首都、省城、地区的职能部门奔走呼吁，见到随州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反复地进行游说，尤其是厉山镇每当新一届党委政府领导到任，他都会主动上门陈述建设炎帝神农故里的深远意义及发展前景。面对这样的一位执着的老同志，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也蒙发了开建神农故里的意愿。1987年底，我与镇委书记邓乐意一同到襄樊市参加三级(市、县、乡镇)干部会议，时任襄樊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魏儒雄同志 (原任随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专程找到我们，就神农故里建设一事与我们进行了长谈。他说：在随州工作期间，我们就着手对炎帝神农故里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调研和论证工作，因种种因素所致，一直未列入议事日程，建议厉山镇政府将此列为推动厉山大发展的重大项目来抓，做出整体规划，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分步推进，为全面建设奠定基础。魏儒雄局长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我们开建炎帝神农故里的信心。在随后召开的厉山镇党政联席会议上，我提出了建设炎帝神农故里的建议。虽然会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鉴于当时镇政府仅是一个吃饭财政，除保障政府正常的日用开支外，没有富余的资金用来建设的实情，会议还是决定由我牵头，陈祖平、李明享、王国启4人组成专班做好启动炎帝神农故里建设的前期工作。其工作任务有三项：一是查史求证；二是走访调研；三是提出筹集建设资金预案。查史求证的结果是：炎帝神农出生在厉山毋庸置疑。史书《礼记》上记载：“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日厉山氏”。北魏《水经注》记载：“随南有重山，即烈山（同厉山，记者注）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五百多年前，明代的《随州志》专门标志了这一神农洞。自春秋以来二千多年间有一百四十多种典籍上记载炎帝神农氏诞生于厉山。调研走访中刘光银、袁四强等数名老人说，从他们记事起，其父辈就告诉他们神农出生在烈山下的神农洞里，祖祖辈辈每年都会在神农生日那天去洞口烧香求神农保佑风调雨顺，全家平安。在调查期间，我们还在厉山粮管所寻找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随州知州杨存愚立的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神农遗址”四字，这块石碑当时在厉山粮管所粮油加工厂内被用着过河的垫脚石。说到拿出资金建设神农故里，厉山镇确实拿不出钱来。那时的资金筹措没有现如今可以有招商引资的多种渠道，只能靠自力更生。我们本着“钱多迈大步，钱少迈小步，年年建设不停步”的原则，提出了三个一点的筹资方案。这三个一点就是镇政府挤一点，单位个人捐一点，外出求一点。正在这时，也就是1987年11月，美籍华人周共·王德樵拿着炎帝神农画像来到厉山镇送交给副镇长肖守义，并指着自己的膝盖说：“我可是正宗的炎黄子孙啊”。这幅神农画像促使厉山镇政府下定了开建炎帝神农故里的决心。

在镇委、镇政府一班人思想高度统一后，1988年5月，镇政府下发了《关于成立神农故里建设指挥部的通知》。《通知》中指出，由镇长谢志华任指挥长，副镇长王发印为副指挥长，党委宣传委员周宗英、党办主任陈祖平为成员，李明享、王国启为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通知》下发后，政府即时召开了有镇直单位负责人，工矿企业单位领导、各管理区、村干部及规划建设区域内生产队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全镇上下所有单位和部门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鼓励个人积极捐款，为神农故里建设添砖加瓦。动员大会的召开，极大地激发了全镇人民参与神农故里建设的热情。

指挥部成立后，首先抓规划。我们划定了九龙山为炎帝神农故里建设用地范围。在规划区域内严禁新盖与故里建设项目无关的建筑。其次，抓规划范围内的绿化和环境美化工作。我们将九龙山划为若干个绿化、美化片、分头落实到镇直各部门，由各部门按规划要求，自购绿化所需的苗木、花草实施绿化工程。其三，是为近期建设项目神农纪念馆、神农碑、神农庙、神农祠、百草园等选址。其四，是组织对近期项目分步建设实施。

首先开建的是神农纪念馆。多年来，到厉山造访、拜祭神农的领导、名人志士络绎不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题词、诗句、照片和资料，为了妥善地保存和有效地展示这些物件，建神农纪念馆就成了首当其先的项目。当时厉山镇政府为接待来厉山检查指导工作的领导和来访客人，正在准备建一个内部招待所，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镇委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停建招待所，新建神农纪念馆，并要求从建筑风格和结构布局上与纪念馆需要相协调。为此，指挥部安排王国启会同设计人员先后到武汉黄鹤楼、襄阳南湖宾馆考察，提出了仿古建设式纪念馆的设计构想，并绘出了效果图，此方案在征得各方意见后得到认可。1988年7月初，神农纪念馆破土动工，历时半年于当年底建成。投入此项目的启动资金，仅只有镇政府财政划拨的5万元、神农村神农砖瓦厂捐献的5万块红砖就开建了。剩下的材料费，施工费都无法按时支付，这要是在现在怎么样都是不可能的，在那时也就真是这么干的。纪念馆建成也交付使用了，所欠的材料钱、施工队的工钱政府也不能老赖着不给吧。政府拿不出钱，当年的12月30日我就和镇财政所的所长汪兴亮，并请随州市财政局的副局长郝明发同志一同带着报告到襄樊市财政局，找到局长汪兴毅同志恳请支持。汪兴毅是厉山镇宇宙村人，长期以来都很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对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十分关注。当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对厉山镇政府依靠自身的力量，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开建神农故里的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示对目前遇到的资金困难可以给予适当的支持，当即在我们递交的申请报告上批示解决资金30万元，先由随州市财政局垫付，襄樊市财政局随后补拨。30万元在现在并不是什么大数额，但在当时可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不仅拖欠的神农纪念馆的欠款可以全部付清，还为后续项目的开建蓄储了资金。我当时是含着眼泪向汪兴毅局长连说了几声“谢谢”！神农纪念馆建成后，我们按美籍华人周共·王德樵所送的神农画像样本在纪念馆的院中立了炎帝塑像，布置了展览馆、书画馆和接待室，基本满足了那一时期神农故里观光接待之用。

第二个列入建设项目的是神农桥。进入规划中的神农故里建设区域要过一条小河。这条河有十多米宽，以前农业学大寨在治理此河时建有一个长4米、宽2米、高不足1米的两孔简易混凝浇筑的漫水桥，桥两边没有装护栏，平日里行人通过此桥过河。但只要一下大雨，河水猛涨，桥就被淹没，人、车就无法通过，行人只得往上游行走数公里绕道过河，有些不怕事的人也试过从此涉水过河，均被河水冲到下游，险出人命。到神农故里必经此河，建一座安全系数高，晴雨无阻的桥，就成了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我们请随州市交通局工程科的沈献洲工程师免费作了设计，请随州市预备役三团免费对旧桥进行了定向爆破，拆除后就开始施工，开工容易，顺利建起的却困难重重，最大的难题还是缺钱。无奈之中，我又带着相关同志外出寻求支援。襄樊市襄城区财政局长谢义华，是随县环潭镇廖寨管理区新年大队人士，他先后在大队任过大队会计、党支部副书记。我和我妻子均在廖寨管理区工作过，期间给过他些许帮助和支持。凭借老关系我找上门恳请帮助，谢义华同志倒是有心帮忙，因经费体制不顺，渠道不通而无法从财政系统直接解决资金，他就通过变通的方法，设法帮我们解决了10吨钢材和30吨水泥，随后用车运送到了厉山镇政府大院，解决了当时神农桥建设的燃眉之急。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工，一座长11米，宽6米，高2.5米的新桥顺利建成。从此，祭拜神农的客人和当地居民过河行走风雨无阻。

 第三是为神农碑移址。明朝万历年间留下的神农碑发现时，是在厉山粮管所粮油加工厂院内作为过河的垫脚石用。规划中是将此碑移至神农纪念馆背后九龙山半山腰的碑亭中。石碑很重，非人力可搬上山，只能用拖拉机运送，而新选立碑之处因坡太陡无法修机耕路，拖拉机也没有办法把石碑直接运送到目的地。我们只得将石碑用拖拉机运到碑址的高坡顶点，组织民工用原始的方法，在地上放上圆木杠，把石碑撬放在木杠上向下滑动。为了便于掌控，又在石碑两头拴上粗绳索用人拉住，就这样一步一步撬着，将石碑滑动到选定的位置。我们从纪念馆背面九龙山脚下的小路上到纪念碑处修了63级台阶。在移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数百年前刻制的这块碑的碑文风化很厉害，只是隐约可见，碑的左上角也有破损，在彰显其历尽沧桑的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极不完整的印象。于是有的人提出仿石碑重刻一新碑；有人提出对左上角破损之处实施修复，碑文重刻；也有人坚持不作任何修饰立原碑。意见反映到我这里，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可以续写但不能改写，此碑系明朝万历年间所立，我们不能随意涂改。至于新建的神农故里需不需要立新碑，那是后人的事。”因此，现立于九龙山上的“神农遗址”石碑虽不完整，有残缺，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原物，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第四是修复神农洞。神农洞位于九龙山的红石崖坡下，当地老人说，听祖辈们传说中的神农就居住于此，那时洞穴有二、三间房子大。由于红石坡属易风化地质，经风吹雨淋的洞穴只有一间房屋那么大了。顺山坡走势，长方形状。为了妥善保护，我们采用建四合院的方式，将神农洞由过去的野外变为院内，树起了神农炎帝的塑像，设置了拜台，摆放了香炉，修筑了登洞院的台阶，同时在台阶两旁种植了翠柏和青松。神农洞的修复工程从1989年7月动工，当年底就顺利完成。修复后的神农洞，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前来祭拜的海内外炎黄子孙。

神农纪念馆、神农桥、神农碑、神农洞四项工程的顺利完工，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建设神农故里的信心，规划中的神农庙的建设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了日程。此项目是当时规划中最大的一个项目，要求之高，需要的资金之多，遇到的困难之大是前几个项目不可比拟的。指挥部为此作了明确的分工。一方面，周宗英、李明享二位同志负责对外宣传和资金筹集工作。指挥部发布的公告中明确指出：对个人捐资一百元以上的人员一律上功德榜，捐资一万元以上人员单独立功德碑，对单位集体捐资的发文给予表彰。一位台湾同胞到神农故里祭拜后主动损资2000元人民币上了功德榜，事隔不久，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来祭拜炎帝时看到其榜上有名，立即捐资人民币5000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在海内外华人中很快掀起了捐资建神农故里的热潮。另一方面，指挥部安排王发印、王国启二同志带着规划设计人员外出到多地考察，回来后按庙宇的风格对神农庙进行了设计，同时绘制了效果图和施工图纸。我们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思路，于1990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炎帝诞辰纪念日这天，破土动工，兴建神农庙。

伴随着神农故里初建项目的建成和开放，内地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人华侨到厉山祭祖的络绎不绝，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共和国开国将军萧克上将到随州考察了神农故里建设、编钟博物馆、大洪山风景区后欣然提笔写下了“随州古、奇、美”。其笔下的“古”就是指随州厉山的炎帝故里。

1990年6月下旬，在随州市委宣传部、文化局、文物局等单位和诸多同志的倡导下，随州市委、市政府在烈山宾馆举行了为时两天的“炎帝神农故里”论证会，省社科联党组书记胡永继、副主席陈昆满参加了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青兰主持了会议。会议邀请了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冯天瑜、楚学研究专家张正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专家吴量凯等15位知名学者到会。各位专家根据史书记载和明朝万历年间所立之碑的考证，就炎帝其人及其出生地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发言，论证会最后形成共识：“随州厉山是炎帝神农居住过的地方，可称之为炎帝神农故里”。论证会的成功举办，为随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炎帝神农故里建设由厉山镇政府建设项目提升为市级政府建设项目，并随即成立了“随州市炎帝神农故里建设指挥部”，市长李文烈亲自任指挥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青兰、我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任副指挥长，由我负责神农故里建设的日常具体事务。同时决定：提高建设标准，加快建设步伐，配套建设项目，为适时举办首届炎帝神农节作好前期准备。由此以后，炎帝神农故里建设跨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当年底，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厉山这个工作仅三年，却留下了深刻印象，终生都难以忘怀的地方。

20多年过去了，炎帝神农故里建设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后继者们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初建时的几个项目与此相比只能是沧海一粟。我作为神农故里初建时期的见证者之一，提笔撰写此文，提及那时的那些人和事不在标榜自己，而是为了让这段历史能留存于世，更是为了让后人能铭记那些为开启炎帝神农故里建设作出过默默贡献的倡导者、开拓者和奉献者。因为他们中大都已到暮年，有的已离世，成为故人。写下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们的纪念。

（作者系原厉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