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代帝王建国滥觞之地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他以自己曾受封于随，因以为国号，又忌恶“随”字带“走”旁，便命去“走”为“隋”。同年，随州改为“隋州”宋初复改为“随州”。为行文方便，本章仍作“随州”。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把州郡名的文字拆去偏旁而为国号，这是仅有的一次。
    
　　杨坚家族与随州本无历史渊源，他自称是汉太尉杨震的十四世孙，意思是出自汉代以后士族高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华阴杨氏。不过，杨坚的先祖早在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其父杨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屡战有功，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爵随公。杨忠根基本在北方，封随公实由于他开拓汉东有功。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萧〓据有襄阳，为求自保，遂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杨忠奉命“出师樊邓，饮马汉滨”，进而攻取随州、安陆《广弘明集》卷28《(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自此汉东之地尽为西魏所有，随州与杨氏就此结下不解之缘。忠死，子杨坚袭爵随公。北周武帝即位不久，坚又出任随州刺史。拥有府兵优势的杨坚之所以出刺随州，实因当时这个地区位置特殊。它东与北齐对峙，南与陈相望，西南则比邻附庸小国梁，这样一个钳制三方的特别位置，对于北周来说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军事贵族世家杨氏以随为爵名，进而又出镇随州，威慑相邻三国，足见杨氏家族与北周宇文氏的关系非同一般。
    
　　建德六年(577年)，杨坚随周武帝灭北齐，进为柱国。此后两年之内，周武帝和周宣帝相继去世，继位的周静帝年方8岁，身边出现权力真空，杨坚得以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和皇太后之父的外戚身分，以辅政为名，行夺权之实。自大象二年(580年)五月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平定了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等三州总管的军事反抗，接着又相继屠杀北周宗室赵王、越王等五王。剪除政敌后，杨坚便胁迫年幼的静帝诏赠其曾祖杨烈、祖杨桢为随公，接着又胁迫静帝进其爵为王，以随等10郡为随国，策划了代周的实际步骤。次年，即改朝换代，以封国名为新王朝国号。从这个意义上看，随州是杨坚建国滥觞之地。
    
　　隋朝建立之初，即着手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把北朝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州为郡。随州改置为汉东郡，领随、土山、安贵、顺义、光化、平林、上明、唐城等8县《隋书》卷31《地理志下》。〖ZW)〗然而，隋王朝国祚短促，汉东郡在隋的地位和发展尚未充分显现出来。

    
　　二、唐初皇亲控制之域
    
　　唐朝建立初年，各地尚存若干割据政权，其中盘据洛阳的王世充，是一支抗拒李唐的重要势力。王世充本是隋炀帝的亲信，在反隋斗争的风暴中起家称雄，先后打败李密的瓦岗军，又力挫内部王文都、卢楚等反对派力量，逐渐控制实权。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自立为帝，国号郑。郑国割据的地盘以洛阳为中心，西与李唐政权对峙，南达襄阳、随州，与占据江陵的萧铣政权相邻。王世充以魏王王弘烈镇襄阳，徐毅为随州(即隋汉东郡)总管，这时的随州，是王世充郑政权的南方屏障。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在平定了西北的割据势力之后，跃马出关，挥戈东征王世充。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唐军的精锐之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压倒了郑军。双方交战之初，唐军曾遭败绩，但在李世民出色的指挥下，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向王世充郑军节节逼进，锐不可挡。郑政权的州县官吏目睹唐优郑劣的形势，纷纷倒戈附唐，其中包括邓州(今河南邓县)、显州总管所领15州，以及杞、夏、许等7州。这些州县官员降唐后，李世民仍命其留任原职，此举促使了更多的“河南郡县相继来降”，造成襄阳、随州与洛阳政权联系被切断的局面，史称“自是襄阳声问与世充绝”《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三年条。这年十一月，唐军攻克襄阳樊城，随州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十二月，随州总管徐毅见大势已去，遂“举州降”，洛阳郑政权的南方屏障终告清除。次年三月，王世充投降。
    
　　徐毅降唐后仍为随州刺史，不过这只是权宜之策，唐朝很快便以皇亲出刺随州，其出任者为高祖李渊之妹同安公主夫婿王裕《旧唐书》卷185上《王方翼传》。武德年间，在今湖北省范围内大约有15州，其中襄州、荆州曾任命宗室亲王为总管并例兼本州刺史，安州由亲王遥领，此外只有随州由皇亲出任刺史。
    
　　这些情况表明，唐初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在统一全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随州与荆、襄等州均是控制局势的战略要地，故此须委任亲王、皇亲坐镇。
    
　　唐初随州曾一度改称汉东郡，不久仍复称随州。五代时亦称随州，属山南东道。但以后有时改唐城县为汉东县，有时改汉东县为唐城县，均属随州。

      三、中唐藩镇争夺之州
    
　　唐自武德末年统一全国至天宝年间，随州与荆、襄及中原一样，100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乱，人民连续几代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统治者则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朝政日益腐败，军备渐至废弛。结果，握有北方边镇重兵的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乘机发动叛乱。安史叛军攻占洛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西进关中，很快攻陷长；另一路南犯荆襄，却遭到南阳、襄阳军民的顽强抵抗。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率军苦守安史之乱爆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唐政府把边疆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在原监察区(道)或重要州设置节度使，其中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随州以及襄、均、复、郢、房等州，南阳失守后，唐军退守襄阳，襄州将士、民众同仇敌忾，拼死决战，随州作为后方，军民奋力支援前线，终于击溃叛军。襄阳守卫战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战斗的胜利遏阻了安史叛军向江汉地区的进犯，“南夏所以保全”《旧唐书》卷114《鲁炅传》。
    
　　历时7年多的安史之乱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叛乱虽于宝应二年(763年)终告平定，但其影响远未结束。安史乱后，唐朝国力大大削弱，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其中与随州关联甚大的是梁崇义割据。
    
　　梁崇义本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王真）的副将。宝应二年，来（王真）被宦官程元振陷害致死，梁崇义乘机杀害同僚，以山南节度使留后之职占据襄阳。这一年，安史之乱告平定，安史降将被分别授以节度使之职，唐军将领也几乎都获得节度使之名，从而各地方镇林立。其中许多方镇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襄阳的梁崇义则与河朔三镇相呼应，割据“襄、汉七州之地，带甲二万”，虽说是“地最偏，兵最少”，但仍与河北三镇成“辅车之势”《旧唐书》卷121《梁崇义传》，与朝廷分庭抗礼，俨然是独立王国。此时随州仍在朝廷控制之下，成为南扼梁崇义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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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魏博等镇连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六月，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随州。时随州刺史刘长卿有诗记其事，称李希烈“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诗中还记述了政府军受到随州百姓“井税鹑衣乐，壶浆鹤发迎”的欢迎《全唐诗》页3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面对征讨，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以通黔、岭”，兵至随州四望山，遭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二年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割据荆、襄19年的局面方告结束。随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战略地位。
    
　　随州虽然在结束梁崇义割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因此而享受安宁。建中三年(782年)，曾在平定梁崇义叛乱中立下功劳的李希烈，转眼间与朝廷反目，拥兵叛乱，自称楚帝，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乱。随州遂陷落为兵戎之地，蒙受惨烈之难，史载随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旧唐书》卷185下《李惠登传》。这是该州在唐代经历的最严重的浩劫。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其随州守将李惠登举州归顺，唐朝以李为随州刺史，虔王谅为随、光、申、蔡节度使，自此随州又有几十年的安定。

      四、晚唐跻升上州之列
     
　　唐朝前期，地方行政区划为州、县两级。诸州、县以其所在地位的轻重、辖境的大小、户口的多少以及经济开发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州有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唐开元天宝年间，全国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之州。四辅、六雄、十望共计20州，全在北方。十紧州大部分也在北方，荆楚地区只有襄、鄂二州跻身十紧州之列，随州仅仅列为下州《通典》卷33，《职官十五》。当时全国共有327州，其中计有上州(包括辅、雄、望、紧州)109个，占总数的33%；中州有29个，占总数的9%；下州有189个，占总数的58%。全国多数为下州，随州名列其中。唐代上、中、下州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武德年间3万户者为上州；开元十八年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2.5万户为中州，不满2万户为下州。古代人口多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随州作为下州，说明唐中叶以前，它的人口不多，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地位并不高，远不及军事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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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乱后，唐地方行政变为道、州、县三级，随州属山南东道。它在平定藩镇叛乱中处于战略要地，而战火又使其元气大伤。德宗贞元二年以后，李惠登为随州刺史，在20年较为安定的环境中，“政清静”，注重发展生产，结果该州“田畴辟，户口日增，人歌舞之”。由于人口增加(详见第二节)，经济有所发展，唐政府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升随为上州”《新唐书》卷197《李惠登传》，《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显然，这是唐后期随州经济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